🌬抗战胜利后，作为杂牌部队师长的鲍汝澧想要投奔八路军，但他的部下都不赞成。师参谋长魏琳说：“以你的暴脾气能应付共产党吗？况且，共产党能要你吗？就算胡宗南把你的部队编掉，还不得给你一个高参当当，让你吃一碗饭。”
1945年的秋天，满大街都在放炮仗，抗战赢了，天亮了，可对暂编第62师师长鲍汝澧来说，这喜庆劲儿里透着一股子透骨的凉气，一张裁撤令死沉死沉地拍在桌上，这哪是功劳簿，分明是给杂牌军准备的遣散通知书。
鲍汝澧这人，心思活，野心大，他不是黄埔嫡系，是靠着乡里乡亲拉起来的“草台班子”，当初仗打得最凶的时候，他凭着地缘人脉，硬是把一支地方武装折腾成了“泛东挺进军第4纵队”。
那时候缺兵少将，重庆那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给了个名分，到了1943年2月，他终于成了“暂编第1旅”的正规军，后来豫中会战打完，汤恩伯为了扩充地盘，又把他和另一个旅捏在一起，凑成了“暂编第62师”。
师长的位子屁股还没坐热，仗打完了，在那个讲究出身的年代，像鲍汝澧这种没背景的“干儿子”，注定是第一批被裁掉的对象，军长顾锡九拍着胸脯保证，说他亲弟弟在胡宗南那儿当政治部主任，绝不让他吃亏。
这话听听就行，谁不知道胡宗南的外号是“吞并专家”？只要进了他的防区，部队肯定被拆得七零八落，鲍汝澧心里门清，他不是没想过投奔刘峙，毕竟刘峙以前待他不算差，给钱给枪还算痛快。
可现实很残酷，暂编第62师当时就被胡宗南的人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，想横跨防区去投刘峙？那不是跳槽，那是自寻死路，人还没出防区，恐怕就得被当成叛军给收拾了。
这时候，鲍汝澧脑子里冒出了个疯狂的念头：投奔八路军，他倒不是有什么宏大的理想，说白了，他就是想保住自己那个师长的交椅，继续手里有兵、说话有声，但这念头刚露个口风，手底下人就炸了锅。
师参谋长魏琳直接把话撂在了明面上，他斜着眼问鲍汝澧：“就你这动不动就掀桌子的火爆脾气，能受得了共产党的规矩？再说，人家凭什么要你？”这话像钢针一样，直接扎到了鲍汝澧的痛处。
魏琳接下来的话更现实：跟着胡宗南，部队没了，起码还能混个高参的虚衔，坐着办公室喝茶，总归有一口饭吃，对这些混迹职场多年的老兵油子来说，平稳落地比什么都强。
亲信团长韩非铭劝得更直接，那是刻在骨子里的阶级本能，他直言不讳地提醒鲍汝澧：“师长，您家那三百亩良田是不想要了？我家里也有几十亩地，回去做点买卖也是个体面绅士，何苦去当那担风险的‘共匪’？”
这就是杂牌将领的底色，他们手里攥着重机枪，心里却装着祖产和地契，对他们来说，革命是个高风险投资，而回家守着地主身份，才是最稳当的退路，鲍汝澧看着一张张写满拒绝的脸，心里明白，这队伍他带不走了。
但他还是不甘心，即便是个落魄的师长，他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，他背着部下，偷偷派人去跟八路军接了头，八路军的态度很明确：大门常打开，来多少收多少，这让鲍汝澧在绝境里看到了一丝光亮。
于是，在这场权力的落幕仪式里，出现了一幕极其吊诡的交易，鲍汝澧派人送去了两挺马克沁重机枪，这可是他压箱底的硬通货，而作为回礼，八路军给他送来了两万斤食盐。这不仅仅是物资交换，更是一份政治投名状。
机枪换盐，这大概是鲍汝澧这辈子做过的最后一笔“政治生意”，但就在他在这种拉扯中犹豫不决时，裁撤令生效了，他那个师长的名分被一张“第15军副军长”的委任状给换掉了。
这个副军长，说好听点是升了，说难听点就是个连马夫都调不动的空架子，鲍汝澧这种在地方上呼风唤雨惯了的人，哪受得了这份憋屈？他索性梗着脖子拒绝赴任，直接卷铺盖回了老家。
在老家还没清静几天，报应就来了，他在裁撤期间跟八路军私下往来的事，被人捅到了上头，国民党正愁没借口整这些不听话的杂牌，一个“通共”的帽子直接扣下来，把他投进了大牢。
虽然最后因为证据不足炒股配资网选，被家里人活动了两年给保了出来，但这其中的凄凉与讽刺，大概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曾经威风八面的师长，最后竟然成了阶下囚，而那两挺机枪和两万斤盐，成了他这段末路歧途里最后的黑色幽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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